洪燭《遙遠的八大胡同》一文惹爭議。附錄蔣晗玉《也談八大胡同》。
《遙遠的八大胡同》■ 洪燭
談論妓女，是比較敏感的話題。但在舊時代，妓女也包括在叁教九流的范圍之內，與販夫走卒無異。因而我輩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時，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雖然唐宋的詩人(譬如贏得青樓薄幸名的杜牧，
對妓女的記載一般只能見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馬可·波羅游記》，較早介紹了北京地區(時稱元大都)妓女的規模與狀況。馬可·波羅說，新都城內和舊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約二萬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個特設的官吏監督，而這些官吏又服從總管的指揮。給人的感覺是，元大都對妓女也實行半軍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員則相當于百夫長或千夫長，行之有效地統率著天子腳下的紅粉軍團。妓女甚至進入了這個歐亞大帝國的外事(外交)領域：“每當外國專使來到大都，如果他們負有與大汗利益相關的任務，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為了用最優等的禮貌款待他們，大汗特令總管給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個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換。派人管理她們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覺悟”好像也挺高，“都認為這樣的差事是自己對大汗應盡的一種義務，因此不收任何報酬”。不知馬可·波羅統計的妓女數目是否有夸張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冊登記的暗娼？而“賣淫婦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內營業的，她們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營生……無數商人和其他旅客為京都所吸引，不斷地往來，所以這樣多的娼妓并沒有供過于求”。看來那是一個“性解放”的時代。不過在當時，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沒有第二座城市能養得起如此龐大的妓女隊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觀了。
明朝的北京，紅燈區又是什么樣的呢？現只聽說，導致吳叁桂沖冠一怒的紅顏陳圓圓，就是“叁陪女”出身：“姓陳名沅，為太原故家女，善詩畫，工琴曲，遭亂被擄，淪為玉峰歌伎，自樹幟樂籍而后，艷名大著。凡買笑征歌之客，都喚她做沅姬。身價既高，凡侍一宴須五金，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馬王孫，墜鞭公子，趨之若鶩，大有車馬盈門之勢。即詞人墨客，凡以詩詞題贈沅姬的，亦更仆難數。”后來，崇禎皇帝駕下西宮，國丈田畹，以千金購之，將其包養起來。再后來，吳大將軍去田府串門，一見圓圓，驚為天人，愛得要死要活……
明清兩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儼然已成最大的“紅燈區”。大紅燈籠高高掛，只不過叁千粉黛，都是為一個人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宮女無辜(雖然也會爭風吃醋“搶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貪婪最無恥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沈溺于女色的緣故。而清帝中，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其中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讓小太監扮作仆人，頻頻光顧八大胡同，跟上了癮似的。結果染上梅毒，十八歲暴卒。既誤國，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還出過個賽金花。賽金花絕對屬于“另類”。她生長于煙花巷陌，遇見大狀元洪鈞，就從良了。雖然只是妾，她卻以夫人身份隨洪鈞出使德、俄、荷、奧四國，算是出過遠門，見識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過維多利亞女王與威廉皇帝)，很出風頭的。自海外歸來，因洪鈞早逝，家里斷炊了，就重操舊業。陳宗蕃《燕都叢考》記載：“自石頭胡同而西曰陜西巷，光緒庚子時，名妓賽金花張艷幟于是。”以昔狀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門賣笑，本來就適宜作為花邊新聞炒作，賽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錯，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偏偏賽金花天生是盞不省油的燈，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期間，她與德帥瓦德西鬧了場滿城風雨的“跨國之戀”……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說起老北京的妓院，人們首先會想到八大胡同。所謂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位于前門外大柵欄附近，因妓館密集而成一大銷金窟。《京都勝跡》一書引用過當時的一首打油詩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陜西百順石頭城(陜西巷口的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弦歌雜(韓家潭)，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寺前車輻輳(萬佛寺系一小橫巷，西通陜西巷，東通石頭胡同)，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廊營、小外廊營)。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國后，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為八大胡同火上澆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價收買參、眾兩院八百名議員(號稱八百羅漢)，每人月薪八百塊現大洋。而國會的會址位于宣武門外象來街(今新華社)。“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許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信用咔管理津津有味地談起‘八百羅漢’鬧京城時的盛況……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八百羅漢’酒足飯飽之后，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游。位于前門、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客滿’的牌子。”這段文字，見之于方彪著《北京簡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載入史冊”了。
八大胡同曾是賽金花“重張艷幟”之處，但畢竟出了小鳳仙那樣真正的義妓。袁世凱復辟稱帝期間，滇軍首領蔡鍔身陷虎穴，為擺脫監控，假裝醉生夢死，放蕩不羈于八大胡同，因而結識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鳳仙。小鳳仙膽識過人，掩護臥薪嘗膽的蔡將軍躲避了盜國大賊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個叫蔡松坡(蔡鍔)的人，在云南舉行了倒袁起義，打碎了袁世凱的迷夢。這位蔡鍔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圖書館。面對蔡鍔的起義，袁世凱籌劃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黃粱般破滅了……”(林語堂語)蔡鍔為我國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馬功勞，其中似應有小鳳仙的一份，多虧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說英雄救美人，可這回卻是淪落風塵的美人救落難的英雄。
根據《燕都舊事》一書引用的資料：“民國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叁百九十一家，妓女叁千五百人；民國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叁千八百八十人。民國六七年間，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萬人之上了。民國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遷，北平不如過去繁榮，妓院、妓女的數字也隨之下降。民國十八年(1929年)，北京頭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叁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叁等妓院(下處)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處)叁十四家，妓女叁百零一人。以上共計妓院叁百二十九家，妓女叁千零五十二人。但實際上暗娼的數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數字比這大得多。”據說妓院的房間很矮小擁擠，跟鴿子籠似的，只能放下一張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著煙花女子們扭曲的人生。
葉祖孚先生曾重新參觀了從前妓院舊址。他去了朱芳胡同九號，那里原來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寶茶室，門框上面“聚寶茶室”四字猶存。“聽說在一次房管局修繕房屋過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憤怒地要求鏟掉門口這四個字，他們不愿意這些象征恥辱的痕跡仍舊保存著。”朱家胡同四十五號，原先的妓院叫“臨春樓”，門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樣；里面的住戶，抬頭低頭都能看見，估計同樣很不是滋味。“這里樓下五間房，樓上也是五間房，每間房約九平方米，原先樓上樓下都是七間房，每間房只有六平方米，后來改成五間，略大了些，但仍是鴿子籠似的……”妓院分叁六九等，其中的頭等者，硬件設施要高檔一些，甚至很豪華，可以想見其門前車馬喧囂的情景。而百順胡同，就是精裝修的頭等妓院之集中點，專為上流社會提供服務的。譬如四十九號，是個四面環樓的院落(屬于另類的四合院)，“每面四間房，樓上共十六間，樓下也是十六間，每間房均十平方米大。有個樓梯通到樓上，樓梯還結實，樓上還有雕花的欄桿。看了這個頭等妓院，可以想象從前這里妓女倚門賣笑，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樣子，從這里散發出來的污濁空氣腐蝕著整個北京城。”頭等妓院除了經營“老本行”，額外還提供餐飲游樂，堪稱全方位的服務。韓家潭二十七號，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門口上面有個名叫李鐘豫的人題了‘慶元春’叁字，是這家妓院的名字。這里院子比較寬暢，只有南北兩面有兩層樓房，每面都是樓上四間，樓下四間，兩面共十六間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間約有十平方米。這是富人們的銷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錯，經過修理的樓梯上還釘著一塊‘本莊寄售南腿’的木牌，證明從前這里的飲食水平。”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只是，聞風而至的公子王孫，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值得一提的是，這花枝招展的韓家潭(今名韓家胡同)，曾是閑散文人李漁的隱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際，進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請張南垣為他在韓家潭壘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別墅‘芥子園’為名，題楹聯曰：十載藤花樹，叁春芥子園。”芥子園，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放蕩不羈的李笠翁，即使挾妓醉飲，也不會怎么臉紅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與八大胡同的秦樓楚館為芳鄰，不在乎后人說閑話。
前一段時間，有好事者，倡議修繕八大胡同妓院遺址，作為旅游景點，吸引中外觀光客，哪怕是進行一番“憶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積極意義。此言一出，在報端立即招致眾人反對。有人說：老北京的風俗，不能靠八大胡同來表現，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橋、大柵欄、琉璃廠等等，夠玩的了。有人說：讓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過是為了滿足某些現代人對妓女生活的好奇心與窺視欲，會產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種種，都恨不得將八大胡同夷為平地，最好是索性將其從我國人的記憶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為景點隆重推出，確實夠讓人為難的。懷古乎？懷舊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紅磨坊、紐約的紅燈區還是有區別的。東、西方的道德觀念，也還是有區別的。所以，本地雖然一直向外來游客推薦“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車上，體驗一番“胡同竄子”的感覺)，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屬于被(刻意)遺忘的角落。
談論妓女，一如在談論洪水猛獸。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紅燈區，仿佛是人類囚禁、奴役自身的“動物園”，或者說，都展覽著人性向獸性演變的復雜過程，令后世之觀者惆悵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們無意間目擊了人類心靈中曾有過的陰暗面。華美的肉體與丑陋的靈魂，形成鮮明的對比。
《燕都往事談》一書，在原則乃至語氣上把握得很省⒑苷，雖涉及了一些煙云往事(或煙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強調：“舊北京也有它的陰暗面：公開和不公開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賭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騙……充斥著這座古城的底層，散發著臭氣，毒害著人民。紙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惡的淵藪，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這些垃圾堆被鐵掃帚掃到九霄云外去了。本書記下這些資料，目的在于讓后人知道舊社會曾有這樣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萬不能讓沈渣泛起。”
讀老照片，能對清末的妓女有更為直觀的印象。我發現，當時有兩類女性頗愛照相的。其一是宮廷女性(以慈禧太后為代表)，其二是煙花女子。前者是因為與洋人接觸的機會多，難免忍不住好奇心，攝影留念。后者也同樣如此，只不過場合不同罷了。外國使節或傳教士，在紫禁城和頤和園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壞了禮儀。于是，業余時間，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膽地見識神秘的東方女性。飲酒作樂之余，難免技癢，順便掏出照相機來，摁一摁快門。在我國的民間女子中，很難有誰能像妓女這么大方，經得起陌生的藍眼睛的挑逗與注視。于是，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攝影愛好者”們，終于在八大胡同深處尋找到最稱心如意的模特兒。
賽金花各個時期的玉照，堪稱是當時最“上鏡”的我國女性了，拍照時比慈禧太后要放松，況且也更年輕。挺會擺姿式、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說明，你會以為畫中人是某大家閨秀。
更多的則是一些無名女郎，穿著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襖，在畫棟雕梁間搔首弄姿。客觀地說，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較樸素(有些尚未擺脫村姑的稚氣)，比同時期上海灘的摩登女郎要顯得土氣一些。她們雖然碰巧進入“洋鏡頭”了，但估計還沒使用過巴黎香水、倫敦口紅。
有一幅照片，內容是這樣的：兩位俄國大兵(肯定是八國聯軍的)，各自正摟著一個強作笑顏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強作出來的)，圍坐在八仙桌邊，高舉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會明白，所謂的“鐵蹄”指的是什么。當時，連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顫栗，更何況八大胡同呢？這一回，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照相機了，還有口徑更大的槍炮。想一想那一時期的我國，命運的悲慘，似乎并不比茍且偷生的妓女強到哪里。需要同時面對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我國簡直連招架之力都沒有。
舊我國，對于垂涎叁尺的西方列強來說，就是可以自由進出、肆意妄為的八大胡同。他們到這塊古老而豐腴的土地上來，是為了尋芳探寶的，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蹂躪其自尊。他們并不是腰纏萬貫來消費的，而是借助堅船利炮來掠奪的。
從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影子，一個無比屈辱因而無比漫長的瞬間。表情尷尬的女性，她們承擔著的其實是雙重的恥辱(從肉體到靈魂)，因為她們不僅是飽受欺凌的妓女，同時又是毫無尊嚴的亡國奴。而此時，我國的男人們都到哪里去了？為什么拋棄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據了解，當時我國的天字第一號“男子漢”——皇帝本人，已一溜煙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難去了。唉，光緒，臨出逃前不僅無法搭救心愛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進井里)，而且更顧不上照料首都的婦女們(包括社會底層的妓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即將身陷水深火熱之中……
難怪有騷客借用古代郛國夫人的詩句，來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盡無一人是男兒！”
日本電影《望鄉》，通過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經歷的滄桑巨痛，表現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國拋棄(甚至歸國后還受到歧視)的苦難生活。作為一個戰敗國，能以電影的方式對那一卑微的群體加以關注與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才能做出決定的。
而我國人，不大可能為八大胡同(尤其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的)拍一部電影的。正如他們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跡保護的范圍之外一樣。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點？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嗎？傳統的觀念是：家丑不可外揚，舊事(主要指負面的)不必重提。我國人，不大好意思(或沒有勇氣)直面慘痛的歷史與慘淡的人生，更談不上反思以及檢討了。他們常常選擇回避或遺忘來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尷尬與羞恥，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錯誤。
痛定思痛，倒也不失為一種美德，或一種勇敢。逛北京城，無意間碰見八大胡同遺址，其實大可不必繞道而行。
也談八大胡同
蔣晗玉
今年第四期《書屋》有洪燭先生《遙遠的八大胡同》一文，該文對八大胡同歷史有許多應了解而未觸及處，“遙遠”及開新眼界處不多。在下不恥學淺，就個人所知八大胡同相關資料作點補充。
一、八大胡同與男風
同性戀現象是始終伴隨人類歷史的。我國有文字可考的同性戀現象，上自先秦。如《尚書·商書·伊訓》載“叁風十愆”中“亂風”內含的“四愆”便是比頑童；《周書》中作為俗語出現的“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戰國策·秦策一》講晉臣荀息獻美男計于宮之奇“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另外“泣角竊駕”、“余桃新袖”的典故和相關同性戀現象記載更豐富。再下至當今，如言及“在我國約叁千九百萬至五千二百萬的同性戀人群”的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所作的調查研究，說明該現象不容忽視。
而男性間出賣肉體，性交易的相公業，以明清為盛，以優伶為主要從業對象。魯迅《我國小說史略》中言：“明代雖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獨未云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贊嘆，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復熾，漸乃愈益猥劣，稱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而相公業最發達集中的地方在哪里呢？——京城八大胡同。
洪燭文中有“所謂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之說，并舉那首將胡同細名包括在內的詠八大胡同詩一首為證。然作為一個特定名詞，人們固然可以舉出八大胡同所包括的八條街巷名稱，但也不必過于拘泥，實際只要知其大致范圍即可。如《都門識小錄》中言“八大胡同又名十條胡同，以該處大小巷計之，有十條也”。可見胡同建筑、街巷、胡同名稱自明至清多有變遷，說法不一，作為一個區域名稱看待“八大胡同”似更好些。大致宣武門、正陽門外，大柵欄、煤市街以西，琉璃廠以南，虎坊橋以北，以韓家潭為首，附近十數條胡同范圍內。
我們來看看作于道光八年的《金臺殘淚記》講述一個破敗了的“老斗”（同性戀嫖客）回顧昔日繁華的眷戀：“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陳銀官嘗居東草場。魏婉卿嘗居西珠市。今則盡在櫻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廟、韓家潭、石頭胡同、豬毛胡同、李鐵拐斜街、李紗帽胡同、陜西巷、北順胡同、廣福斜街。每當華月昭天，銀箏擁夜，家有愁春，巷無閑火，門外青驄嗚咽，正城頭畫角將闌矣。嘗有倦客，侵晨經過此地，但聞鶯千燕萬，學語東風，不覺淚隨清歌并落。嗟乎！是銷魂之橋，迷香之洞邪？”〔1〕
再看：齊如山先生在《齊如山回憶錄》中所說：“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緒年間，這種私寓前后總有一百多處。光緒二十六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韓家潭一帶沒有妓館，可以說都是私寓。”〔2〕 可見八大胡同在娼妓業繁盛之前，相公業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相公堂（或稱下處、私寓）、相公（或稱像姑、私房、老板、兔子〔俗罵男孩“小兔崽子”便從這來，人多未知其惡毒也〕）、老斗（玩弄相公者，年長或稱干爹），這些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買賣體系。
讓我們先看看相公堂的外景。《側帽余譚》載：“門外掛小牌，鏤金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門內懸大門燈籠一，金烏西墜，絳蠟高燃，燈用明角，以別妓館。過其門者無須問訊，望而知為姝子之廬矣。”〔3〕 再進入相公堂內看看。寫于嘉慶十五年（1810年）的《聽春新詠》曾載：“小慶齡、叁慶部。色秀貌妍，音調體俊，寓居櫻桃斜街之貴和堂。”（櫻桃斜街與李鐵拐斜街、韓家潭、五道廟交匯）這貴和堂“座無俗客，地絕纖塵。玉軸牙簽，瑤琴錦瑟。或茶熟香清，或燈紅酒綠。盈盈入室，脈脈含情。花氣撩人，香風扇坐。即見慣司空，總為惱亂。擬諸巧笑之章，當嫌未盡”。《燕京雜記》：“優童之居，擬于豪門貴宅。其廳事陳設，光耀奪目，錦幕紗廚，瓊筵玉幾，周彝漢鼎，衣鏡壁鐘，半是豪貴所未有者。至寢室一區，結翠凝珠，如臨春閣，如結綺樓，神仙至此當跡矣。”
然后我們看看這堂寓下處的諸種活動吧。《清稗類鈔》言之甚詳：
伶人所居曰下處，懸牌于門曰某某堂，并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俄而導客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書畫，皆陳列井井。至此者，俗念為之一清。 老斗飲于下處曰喝酒。酒可恣飲，無熱肴，陳于案者皆碟，所盛為水果、干果、糖食、冷葷之類。酒罷，啜雙弓米以充饑。光緒中葉，酒資當十錢四十緡，賞資十八緡，凡五十八緡耳。其后銀價低，易以銀五兩。銀幣盛行，又易五金為七圓或八圓，數倍增矣，然猶有清益者。 老斗與伶相識，若以數數叫條子矣，則必喝酒于其家。或為詩以紀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拿紙片，傷心叁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拿紙片者，老斗至下處，即書箋，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點燈籠者，酒闌歸去時之情景也? 老斗之飯于下處也，曰擺飯。則肆筵設席，珍錯雜陳，賢主嘉賓，即醉且飽。一席之費，輒數十金，更益以庖人、仆從之犒賞，殊為不貲。非富有多金者，雖屢為伶聽嬲，不一應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擺飯。主賓入門，伶之仆奉紅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于席費犒金外，必更以多金為伶壽。r座之客，且贈賀儀，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二、八大胡同與戲劇
老北京伶界有句俗語：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唱戲的不離百順、韓家潭。可見八大胡同與戲劇，特別是京劇的形成發展的歷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洪燭先生文中談到李漁在韓家潭的芥子園時說，“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不肯定的“恐怕、可能”的措詞說明作者下意識到自己的武斷處吧。這里只說：八大胡同與戲劇界的關聞，文化遺跡之多已不是“惟一”了。
李漁憑跑江湖的家班實踐和《閑情偶記》的理論，以及大量的劇本創作，成就了其戲劇大家的歷史地位。他康熙初年寓居韓家潭，其宅有一頗幽默對聯，“老驥伏櫪，流鶯比鄰”，只是這“流鶯”還真不好辨雌雄呢。 另孔子第六十四代孫，官至戶部主事、員外郎，住宣武門外時稱海波巷（今稱海北寺街）的戲劇大家，寫《桃花扇》的孔尚任亦是在八大胡同區域居住。康熙叁十九年（1700年）正月“人日”（初七），孔尚任邀集十八位文人墨士在家中聽伶人演唱《桃花扇》。他在《庚辰人日雪霽·岸堂試筆分韻》詩并序中興高采烈地描繪了這次雅集。說到《桃花扇》自要說起女主角妓女李香君了，孔尚任孔門子孫，儒學大家，士大夫之族，對最下層的妓女卻給予了不同尋常的歌頌。劇中批語云：“巾幗卓識，獨立天壤”、“妓女倡正倫，真學校朝堂之羞也”、“壓倒須眉”、“男人齊拜倒矣”，這較之洪燭先生對賽金花的輕謾無識實要人文關懷，難能可貴得多。
洪先生只知賽金花在八大胡同張艷幟，卻不知她憑借流利德語游歷歐洲見識，走出八大胡同直面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的勇氣，對其勸聯軍不要濫殺無辜，保護了不少
義和團
拳民，保護了清宮建筑……試問當時有幾個男兒做得到呢？
徽班進京對京劇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1790年清高宗弘歷為舉辦八旬大壽，命浙江鹽務大臣承辦皇會。閩督伍拉納命其子親率安徽二慶徽戲班進京祝禧演出，便下榻八大胡同之韓家潭。此后四喜、春臺、和春等戲班相繼來京，分別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順胡同、陜西巷和李鐵拐斜街。四大徽班扎根在南城，扎根在戲園、戲樓集中的大柵欄和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及其周圍至近代以來，其聚集的科班有：長春科班，國劇研究社（齊如山、梅蘭芳、余叔巖組織），富連成科班（梅蘭芳、周信芳、賈大元等數十人帶藝入科學戲的名班），斌慶社、小榮椿班、正樂社、榮春社、鳴春社、承華社（梅蘭芳組織）。
京劇名伶大都在八大胡同之韓家潭、百順胡同、石頭胡同、王廣福科街等胡同內居住，現在宣武區保存了一批尚好的故居。比如梅蘭芳1894年生于李鐵拐斜街，1900年其家遷至百順胡同，后又遷至蘆草園街。其母逝后又搬到鞭子巷頭條……
京劇藝術生長在相公業日漸發達的八大胡同區域，加之明代戲班的男旦體制的確立，優伶男旦與相公結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操相公業的除歌童小唱、剃頭仔、曲藝檔子、頓子等，主要就是戲劇伶人。
讓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戲園內男旦相公與老斗之間的丑行惡態吧。《夢華瑣簿》：“戲園分樓上、樓下。樓上最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為叁、四間，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以其搴簾將入時便于擲心賣眼。”〔4〕另開戲之前，戲園有“站條子”（或稱“站臺”）的惡習。主要男旦扮好戲裝站立臺口讓“老斗”們品頭論足。一旦在臺上看到相識的老斗，他們就會眉眼傳情，作姿作態，并且還會直接下臺前去侍候。當時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壓軸兒”，之后的“大軸兒”（送客的大武戲）將散之際，男旦就好換裝完畢與老斗登車，去附近酒樓或下處“銷魂”去了。對同性戀現象描述很多的小說《品花寶鑒》第叁回對這些戲樓現象有入微的展示：
不多一回開了戲，重場戲是沒有什么好看的。望著那樓上，有一班像些京官模樣，背后站著許多跟班。又見戲房門口簾子里，有幾個小旦，露著雪白的半個臉兒，望著那一些起人笑，不一會就攢叁聚五的上去請安。遠看那些小旦時，也有斯文的，也有伶俐的，也有淘氣的，身上的衣裳，卻極華美：有海龍，有狐腿，有水獺，有紫貂，都是玉琢粉妝的腦袋，花嫣柳媚的神情，一會兒靠在人身邊，一會兒坐在人身旁，一會兒扶在人肩上，這些人說說笑笑，像是應接不暇光景，聘才已經看出了神。又見一個閑空雅座內，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好個高大身材，一個青黑的臉，穿著銀針海龍裘，氣概軒昂，威風凜冽，年紀也不過叁十來歲，跟著叁四個家人，卻也穿得體面，自備了大錫茶壺、蓋碗、水煙袋等物，擺了一桌子，那人方才坐下。只見一群小旦，蜂擁而至，把這一個大官座也擠得滿滿的了……
正在看他們時，覺得自己身旁又來了兩個人。回頭一看，一個是胖子，一個生得黑瘦，有了微須，身上也穿得華麗，都是叁十來歲年紀，也有兩個小旦在跟著說閑話，小廝鋪上坐褥，一齊擠著坐下。……忽見那胖子扭轉的手來，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那相公道：“你做什么，使這樣勁兒？”便側轉身向胖子坐了，一雙手搭在胖子肩上。那先坐的兩個相公，便跳將下去，摔著袖子走了。又聽得那胖子說道：“蓉官，怎么兩叁月不見你的影兒？你也總不進城來瞧我，好個紅相公，我前日在四香堂等你半天，你竟不來，是什么緣故呢？”那蓉官臉上一紅，即一手拉著那胖子的手道：“叁老爺今日有氣。前日四香堂叫我，我本要來的，實在騰不出這個空兒，天也遲了，一進城就出不得城，在你書房里住原很好，叁奶奶也很疼我，就聽不得青姨奶奶，罵小子，打丫頭，摔這樣，砸那樣，再和白姨奶奶打起架來，教你兩邊張羅不開。明兒早上，好曬我在書房里，你躲著不出來。”蓉官沒有說完，把那胖子笑得眼皮裹著眼睛，沒了縫，把蓉官嘴上一擰罵道：“好個貧嘴的小么兒，這是偶然的事情，哪里是常打架嗎？”聘才聽得這話，說得尖酸有趣，一面細看他的相貌，也十分可愛，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一個瓜子臉兒，秀眉橫黛，美目流波，兩腮露著酒凹，耳上穿著一雙小金環，衣裳華美，香氣襲人…… 八大胡同區域戲樓茶園、酒樓飯莊、堂寓下處這種斗相麇至、打情罵俏、不堪入耳的場景當年是處處可見。時人蔣只儕曾記：“八大胡同名稱最久，當時皆相公下處，豪客輒于此取樂。庚子拳亂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權，于是八大胡同又為妓女所享有。”光、宣之際，北京妓業的興盛程度已經超過相公業，清亡，民國肇造，娼妓徹底勝過相公。這里必須提到一位著名的戲劇藝術家田際云，他于民國元年四月十五日遞呈于北京外城巡警總廳，請禁韓家潭一帶相公寓，以重人道。而他宣統叁年就擬上批呈，卻反被相公中有背景有財力的買通官府，反告他而使他被捕，關了百多天才放出。這也是我國相公業最后的掙扎了。這次田際云勝利了，總廳食剩并于同月二十日發布告示，文曰：
外城巡警總廳為出示嚴禁事：照得韓家潭、外廊營等處諸堂寓，往往有以戲為名，引誘良家幼子，飾其色相，授以聲歌。其初由墨客騷人偶作文會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為納污藏垢之場。積習相仍，釀成一京師特別之風俗，玷污全國，貽笑外邦。名曰“像姑”，實乖人道。須知改良社會，戲曲之鼓吹有功；操業優伶，于國民之資格無損。若必以媚人為生活，效私倡之行為，則人格之卑，乃達極點。現當共和民國初立之際，舊染污俗，允宜咸與維新。本廳有整齊風俗、保障人權之責，不斷容此種頹風尚現于首善國都之地。為此出示嚴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謀正業，尊重完全之人格，同為高尚之國民。自示之后，如再陽奉陰違，典買幼齡子弟，私開堂寓者，國律具在，本廳不能為爾等寬也。切切特示，右諭通知。〔5〕
叁、洪燭所述八大胡同有關人事之異議
（一）“而清帝中，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其中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讓小太監扮作仆人，頻頻光顧八大胡同，跟上了癮似的，結果染上梅毒，十八歲暴卒。既誤國，又害了自己。”同治于1861年8月其父咸豐死，旋繼位時五歲多，辛酉政變后決定自1862年改元，同治已六歲，至1874年亡，共十叁年，同治壽元應為十九歲。同治是死于天花還是梅毒迄無定論，也許將來開陵驗骨或驗發會有結論吧。他是嫖妓染病而亡，還是狎優、玩相公中毒也不好定論的。一是咸同時期八大胡同是相公的天下，時人以狎娼為不齒，以狎優為名士風流，這是有史料可查的。這里講更重要的一點是同治有同性戀活動記載。如《梵天廬叢錄》卷二謂其與宮中太監有染；《清代野記·詞臣導淫》曾載同治帝與翰林王慶其狎坐一榻共閱秘戲圖；《清稗類鈔·優伶類·侯俊山顧盼自喜》言同治與名優侯俊山關系為“穆宗殊嬖之”；《異辭錄》載：“同治末有某伶者，相傳曾為上所幸”。近人沃丘仲子費君行簡所著《慈禧傳信錄》言“又有奄杜之錫者，狀若少女，帝幸之”。他又引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語“狎迎宦豎，遂爭導以嬉戲游宴”，“耽溺男寵，日漸羸瘠，未及再其，遂以不起。哀哉”！
帝王好男寵歷代有之，縱以上野史皆未可信，我們也不好只信洪先生的，哪怕他知道同治脫了龍袍換的是布衣。
（二）洪文講到賽金花時說“因洪鈞早逝，家里斷炊了，就重操舊業”。筆者記得賽金花傳記中，洪鈞死后（也不是什么早逝），其大老婆怕賽金花再入娼門分了不少銀子給她，何至斷炊？一個狀元郎，出使歐洲數國之重臣，死后妾會斷炊是不好想象的。洪文又言“賽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錯，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不知其所指，只知有點語法錯誤。另外要告訴洪先生的是賽金花是開妓院的，不是一個人操業的。
（叁）“唉，八大胡同，竟然‘載入史冊’了”，不知洪先生載入史冊為何要用引號引起來。《史記》、《漢書》都有佞幸列傳，鄧通、韓嫣、李延年這些為皇帝用口吮痛膿，被皇帝玩弄的同性戀者都可以載入正史，八大胡同上一上《北京簡史》應毫不為過。
（四）洪文講八大胡同某妓院樓梯上釘著一塊“本莊寄售南腿”的木牌，“證明從前這里的飲食水平，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只是聞風而至的公子王孫，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八大胡同的妓業是分檔次的，公子王孫都如洪先生所想那么猴急，那么“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鳳仙”也只能濁不堪言了。飲食是妓業中一項重要內容，應是常識。至于金華火腿不能證明八大胡同的飲食水平，也應是常理，這塊牌的價值不在“火腿”而在“金華”上。清末十幾年妓業興盛的表現，一是南班增多。南班妓者來自江南蘇浙一帶，與本京北妓相比，南妓娛客的手段要顯精致嫵媚。“妓寮向分南北兩幫。大抵南幫活潑而不免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儀態萬方，酬應周至。若北幫則床第外無技能，偎抱外無酬酢”（《清稗類鈔·娼妓類·京師之妓》）由于南妓自身的長處，她們批量入京后自然大受歡迎。這一方面提高了北京妓業的招客能力，另外促使北妓去做一些改進，南北兩幫妓女合力對抗相公，后者便愈現頹敗之勢。而那一木牌就正反映了這一南妓北上的現象。另賽金花、鳳仙皆是南人哦。
（五）洪燭先生發現清末兩類女性愛照相。一是宮中女，二是妓女，而且攝影者他都想像全為外國人。清朝的我國人就開始拍電影了，德國的鐵甲艦也都可以讓我國人開到日本去激發他們加強海軍建設了。我國人玩相機、開相館應還有這個可能，因為有很多妓女的照片是在有布景的相館里拍的，其中應有我國開辦的吧。鄧拓先生有一篇雜文叫《歡迎雜家》，廣博充分地占有資料是我們發議論的前提，在下也只是一個東抄西摘的“文抄公”而已。對于八大胡同的歷史存在，完全可以作多學科更深入的研究的，目前已有很多扎實的學人取得了不少成果，我們要學習他們的“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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